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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更複雜的。


　　從時序來看，名為「葉子」的紙牌會在明代成為一種多功能的複合型存在，彷彿是個終將産生的必然翻譯從在唐朝類似「豪富翁」的陞官圖遊戲裡扮演標示用媒材，再到連系文人社群的酒令文化，形成名為「酒牌」的社交向遊戲道具，作為一種畫出文史人物，要求飲眾將其圖象細節、題辭內容、典故情節進一步轉化為白話表述或詩詞聯句的憑藉，要說它們還是一種只以IP素材為象徵，甚或依舊與其若即若離的技／藝型遊戲，仿佛又不那麼恰當。換言之，包孕「水滸葉子」在內，一旦紙牌本身具有酒令遊戲的功能，那麼不管「博古葉子」、「西廂酒牌」、「列仙酒牌」或文獻上其他「作鳥獸圖」、「作甲第圖」的葉子，自然也就不克不及再單純理解為「在撲克牌上畫魔人普烏」、「在麻將上刻涼帽海賊團」的邏輯，而有它超越於插圖，真實連系進遊戲內容與遊戲體例的IP意義。例如眼下大行其道的說故事型桌面遊戲，所謂「看圖作詮釋」、「解文說故事」的模式，雖然不見得出自既有文本，卻大有著異曲同工的妙趣翻譯


　　不但如斯，可能還更有著表裡互通、因果共榮的使命呢！

　　另一方面，從玩家的角度來看，如果不是來自舉世待望或足以理睬呼喚個人感情經驗的文本，遊戲是否改編了既有的IP，其實基本就不比遊戲本身的遊戲性、顯示力、遊戲平衡等完成要夙來得重要。例如金庸小說天然有其改編成角色飾演遊戲、戀愛冒險遊戲甚或動作肉搏遊戲的接點，但前無古人、應當自成門路的《金庸快打》，卻就這麼被傳頌了20年的悲涼評價，成為業者與玩家心中兩種分歧意義的遺憾。

　　然後是像明代陳洪綬筆下「水滸葉子」這類繪有具體人物圖象，既簡單又複雜的存在翻譯不管中國究竟是不是紙牌遊戲或橋牌打法的原鄉，之所以在葉子戲的紙牌面上泛起宋江、武松、阮小五、李進等人物的理由，確實可以或許簡單地與撲克牌裡的國王、皇后、侍衛作出對比，出現它們在玩家眼中象徵著巨細及強弱的符號意義。但複雜的是，在如許的基礎上，也許也就不太合適再向下追探圖象背後是否引帶了其他的指涉及內涵。不然，四組J、Q、K手中所拿著的不同物件，就會成為接開歷史軌跡、史詩神話的序言，所謂梁山好漢暗寓博奕如同匪行、意在勸世的說法，也將隨之岔成一徑不分中外、別出於遊戲本質的評論辯論。
　　有趣的是，「經典IP遊戲」與「經典遊戲IP」的不合，其實同樣也産生在電子遊戲的脈絡中翻譯更精準地說，因為電子科技提高了製作技術與情勢設計的可能性，許多經典的IP內容，便得以用一種量身打造的體式格局去形成遊戲。例如《三國志》之於綜算各式參數、表裏政戰的策略玩法，30年迄今，乃至更從「靜」的極端跨去了「動」的認知，進一步詮釋了「疆場」和「戰爭」的神髓，開出了動作化的無雙遊戲模式。而另一方面，各類經典遊戲IP的問世，則又正好表現了全然相反的歷程，不息原創著遊戲本身的故事和給出情勢，構成了後進者眼中一款款弄法與設法主意的模組。例如《三國無雙》之於《戰國Basala》、《戰國無雙》，例如《超等瑪利歐兄弟》之於《冒險島／神奇男孩》、《洛克人》與《音速小子》。